小故事的启示

刘异云,浙江杭州人,1919年10月生于北京。1938年6月加入中国。曾任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辽宁省顾问委员会常委。

从1938年起,我当过县、地、市、省党委宣传部长,至少有35年的历史。逝者如斯!有好多往事不是已忘记了就是已淡忘了,有些往事还大致记得。现在我简要地讲八个小故事。

他曾向我们赔礼道歉。1942年延安整风后接着搞“审干”,走向歪路,搞“抢救运动”,把很多知识分子干部打成“特务”,对我也没有例外。我本来认为:“得天下者,中国也。”这一“抢救”,我的结论动摇了:“中国还能争取胜利吗?”不久,和党中央已发觉此大错误。1944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亲自到会讲话。他说:“我们伤害了好多好同志,我作为中央主要领导,要负责。现在向大家赔礼道歉!”他一边说,一边脱帽向大家行了三个鞠躬礼。这时会场空气顿时凝固了,但不到一两秒钟立刻爆发出了震动人心的鼓掌声、笑声、哭声、叹息声的大合奏。这表示大家已接受了的道歉,还是真心实意地要为党争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献身。我动摇的结论也复原了:“得天下者,还是中国!”

这一次,我的觉悟得到了提高:自我批评是探索真理的力量,崇高的道德力量,团结的力量,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力量。我终于学到了、热爱了、习惯了自我批评。

说,马克思主义可以批判。1957年春,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前亲自开了几个小座谈会,听听大家意见。其中一个是宣传部长座谈会,一个大区一人出席,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上气氛轻松活泼,毛主席谈笑风生,发言者争先恐后,毛主席随时插话。上海同志提了一个问题,说复旦大学新闻系一教授提了一个难题:“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上海市委不好回答。”毛主席考虑片刻就说,我看可以批评。马克思不是也批判了好多主义才形成的吗?批判倒了,活该!批判不倒,不是更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就更多了(大意)。大家听了,纷纷点头。心想,才是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真精神贯彻到了自己的身上来。可惜以后竟说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加”不是把马克思批判倒了,而是用权威把马克思封建专制化了。我猜不着他们若在天上见面将如何对话。

解放战争时,陶铸是辽吉省委书记,我是阜彰联合县县委书记。大约是1947年我军一度攻克了新立屯。陶铸开了一个小会,地委书记参加,我也参加了。他讲话不久就说:“你们在我领导下工作,请注意一下,我这个人有时好‘左’,你们如发觉了,希望打个招呼。”这几句话使与会者很惊奇,也很兴奋,我也一样。我曾见过不少领导人,还没有听见过这么说话的。我立刻觉得陶铸的形象高大起来,我们过去虽不认识,但我觉得我已认识他了,他是一个很有水平、很有自信、很坦率、很诚实、能听取不同意见的人。我们不仅能有正常的领导关系,还能有真诚的友谊。从陶铸那儿,我又学了一点自我批评的作风。

1946年冬,敌强我弱、敌进我退的形势还在发展,我们阜彰联合县县委一度撤到阜北福兴地,陶铸此时来阜彰视察。有一天开会,天气奇冷,我穿了一件县财政科发给我的地主穿过的貉绒大衣。在走廊里正碰到陶铸。不意陶铸说:“刘异云,你也穿这样的衣服?”他这一句话,顿时使我惊呆了,我看见陶铸身上还穿着从关东军仓库里收缴来的士兵大衣和狗皮帽子。这一对比,我觉得他是“真八路”,我的形象已有点“异化”了。这样的奇冷天,我竟不时冒出冷汗,开会发言,也心神不定,说话不如平时有条理,陶铸似也觉得我有些异常。开完会,我立即回住地,把这件皮大衣脱下来,不穿了。我学了一点:必须与广大干部和人民同甘共苦。

1978年9月17日,来辽宁巡视,省委常委汇报时,我简要汇报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他立即插了一句话:“宣传部门不要搞思想禁区,搞禁区使思想僵化。”他随后又说道,“思想僵化要”。介绍和宣传这次北方之行的文章不少,但对此有的未加注意,有的根本未提。我觉得这句话现在也很有用、很重要。

邓老是一位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长。他很懂农业,深知农民之线年代,我们听了他一次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他有一句很精彩、很生动、很形象的话,我至今不忘:“什么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一个肩膀,两只手,一个(即人粪尿)。”他由此说明中国农村建高级合作社不能心急、太快、太猛,不要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大病。可惜不久他被批判是“小脚女人走路”,被撤掉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长的职务。

有些人的讲话,洋洋数万言,我一句也没记住。邓子恢这一两句话,我却记了一辈子直至老朽不忘。这一两句话,要有多宽广的视野、多少年的经验积累、多高的理论水平、多少个日日夜夜的思考啊!心里有成千成万的农村劳动者的生动形象,才能讲得出来。我们当领导的,能不能也讲几句使听者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

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定量少,重体力劳动的人吃不饱,干活没力气,怪话很多。有一个市委出了个奇招,以政治思想领先,开展了一场全国皆知的“粮食问题大辩论”,持续个把月,送给省委一个报告,主要意思是通过忆苦思甜,从眼前利益服从根本利益的高度,提高广大工人的觉悟,一致认为,原来肚子饿、干活没劲不是肚子问题而是脑子问题,不是粮食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思想通了,干活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该市委也把此报告直接送中央和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周扬给我打电话,问我:“对此报告有何看法?”我说:“我觉得有点玄乎。”周扬说:“这种办法大概不能解决问题。”没承想此报告已送毛主席,此时正在开会,毛主席批了几个字:“送到会同志阅。”有的人以为这就是肯定了。推广没有,我不知道。当时,此市经验全国皆知。

这是铁岭县大凡河公社总支书记“马坚决”问我的一句话。三年困难时期,我去此公社看看,因我在铁岭解放时任过县委书记,在大凡河新区土改试点时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就是他,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了。他以后长期担任该乡的党委书记,从办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都是党指哪打哪,坚决执行,所以大家叫他“马坚决”,铁岭农民没有不知道的。

他那一次和我说着说着竟泪流满面,哭着问我:“你们省委有没有‘人’书记?”开始我没听懂,我问:“你这话是啥意思?”他说:“你知道,我一直是对党忠心,指哪打哪,但一到来了运动,就把我整下来,把我骂得什么也不是,运动一过,没人管事了,又得把我捧出来。你们省委书记也常到大凡河来,可来了只问猪有多少,牛有多少,粮能打多少,没有一个书记找我谈谈我的困难、我心里的憋屈苦恼,我真不想干了!你们省委只有牛书记、猪书记,没有‘人’书记!”

我向黄欧东说:“铁岭大凡河的‘马坚决’问我,你们省委有没有‘人’书记?”他开始也没有听懂,后来终于明白了。他似有所悟,说:“此话有理啊!”

“马坚决”这一句话给我上了一次课:党的工作,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工作,主要是人的工作。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宣传部开了一次会,这次会议的气氛与前不同,一股肃杀秋气,神情都很紧张,各省部长之间也不如往常,不互相谈笑。会议开始,陆定一讲话,大家对陆部长都了解,他相当开朗,爱高谈阔论,常有新见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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