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玮《啄木鸟叫三声》:从传统童话到现代幻想

程玮的童话《啄木鸟叫三声》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讲故事。作者让今天的中国孩子在啄木鸟钟的魔法里走进格林童话的古老世界,在角色扮演中体验童话幻想的丰富滋味。于是,自我与他者、故事与现实、当下与过往、这里与远方之间发生了奇妙的碰撞和交会。

“啄木鸟叫三声”,正是魔法启动的契点。这叫声将小女孩菲菲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带入童话幻想,也将她从幻想国度重新带回现实生活。在现代童话的创作中,借由某个特殊通道完成现实与幻想间的连接沟通,早已不是新鲜的技法。但该作品的独到在于,在童年日常世界与幻想王国间建立起了一种独特的影响与互塑关系。在幻境中,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童话——因为菲菲的视角、情感和体验的介入,这些故事焕发出另一种新鲜的光彩。当她一脚踏进汉塞尔与格莱特的森林,意外发现自己成了格莱特,菲菲与格莱特的双重身份形成了奇特的交叠与对话。这个角色既体验着格莱特的遭际与命运,感受着她的恐惧与无助,又无时不以菲菲的所知所想打量和思考着童话里的一切。当她最终打破故事悬念,道出未知的剧情,童话角色们惊讶地询问:“你怎么会知道以后发生的事呢?”

显然,这是极富现代文学特征的元叙事手法。“故事”不再摆出理所当然的模样,而是不断向读者昭示着它作为虚构文字的基本身份和可能面貌。在现代文学的虚构语境里,一则故事可以接纳新的异质,也可能接受新的质询。比如菲菲从童话幻境回来后提出的各种疑惑:“格莱特和国王结婚以后,故事还能不能接下去讲呢?”“为什么德国童话里尽是王子和公主的故事呢?”“他们的童话里,继母总是坏的……大灰狼一口就把人吃下去了。还有那些坏人,不是给淹死,就是被杀死……”从理所当然的故事到可以探讨的故事,是典型的现代童话艺术方向,它拓展了我们对“故事”的认识与理解,也丰富着我们从故事中领略的内涵与趣味。

在面向低幼孩子的童话里使用这种特殊的现代故事手法,是充满挑战的有趣尝试。它的有趣在于一种新的故事面貌的创造和发明;它的挑战则在于,对年幼的孩子来说,用这种方式讲故事是否合宜?因为一旦故事被质询或打断,它就没法再讲下去。打破了故事结构,童话对孩子来说还剩什么呢?

程玮让我们看到,故事的打破不一定意味着它的消解,而可以是另一种重建。在《啄木鸟叫三声》里,这重建不是落实在格林童话里,而是落实在现代女孩菲菲的身上。从“黑森林”回来,菲菲告别了格林童话的旧幻境,却面临着如何书写自己的童话故事的新任务。在那里,另一个悬念继续吸引着读者:菲菲打破她与啄木鸟的约定,说出了故事情节的秘密,她会受到惩罚吗?她与啄木鸟之间的交往会怎样?这段交往将把菲菲带向何处? 这才是整个童话故事的核心所在。换句话说,它是借格林童话的传统幻想,完成了一次奇巧新颖的现代想象。读到从“黑森林”归来的菲菲学着用勇气和智慧解决麻烦,并从提问中领会到故事与生活的更多内涵和意义,我们会觉得,尽管童话的面貌不断变化,但对童年来说,它的指引和启悟的力量从未减退。

多年来,程玮的儿童文学写作始终包含了一份特殊的文化情结。从《来自异国的孩子》到《风中私语》《夜莺的歌唱》《从容的香槟》等,一种文化引介、沟通与对话的期望一直隐现于她的字里行间。在《啄木鸟叫三声》里,我们再度看到了这一情结的投影。“啄木鸟钟”的意象叫人想起德国的黑森林布谷钟,在童话里,它既是这片土地的地理象征,也成为它的文化代表。而啄木鸟开启的童话世界,不只给孩子提供幻想,也意在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格林童话的文化。故事最后,面对难以处理成具体情节的文化知识,作家甚至让啄木鸟扮演了宣讲者的角色——对于低幼童话,这么写值得商榷。但它让我们看到了埋藏于文本之下的文化关切:一切幻想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轻浮的游戏,而为了经由想象之途,把我们带回脚下这片浪漫而坚实的生活和文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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