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卓玛，主持人、作家、旅行者，生于藏族世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兼通汉藏文化。在女儿喜玛（Hima）出生后，她开始着意收集整理自己从小就非常熟悉的喜马拉雅地区的童话故事，近日，这本《喜马拉雅童话》由西民出版社推出，澎湃新闻（）就该书的成书过程、西藏童话的特点及文化推广等话题专访了格桑卓玛。
澎湃新闻：您是怎么想到要去花这么大的力气收集整理这样一本《喜马拉雅童话》的呢？
格桑卓玛：我上小学以前是个留守儿童，父母在城市里工作，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草原上、藏区小镇和奶奶、舅舅生活。那是一种古老而松散的集体育儿方式，小孩每个时段跟着不同的家庭成员在放羊、挤牛奶、榨油等劳作。我接受的美育就是躺在草地上看白云流动、凝视溪水映射的蓝天，然后开始自由地幻想；我接受的早教就是听老人讲故事，这些故事无非就是神仙妖怪、公主王子，小时候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在那样的自然环境里，它们好像常常和真实的生活融为一体。草原上的夏天很奇妙，下过雨后会长出许多黄蘑菇，我去捡蘑菇的时候会碰到旱獭，它和你对视，然后忽然不住地作揖，像个婴儿一样呜呜地哭，年幼的我会和它对话，询问它故事里的事情，并坚信它听得懂。我还记得住在湖边的时候，不止一次看见过海市蜃楼，我相信这些就是那些故事里的王国；草原上的夏天常有急促凶猛的暴雨，黑云翻涌，电闪雷鸣，我猜那就是故事里莲花生和妖魔斗法的情景；这种体验构成了我全部的童年，在梦境中就长大了。
九十年代初，来自农牧区的藏族人还是被打上乡下人的标记的，满是灰尘的藏袍，怯生生的眼神，在成都、西宁这样的地方，藏族人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欢迎，是被轻视的。我回到城市上学以后，向往时髦鲜亮的城市文明，向往外面的世界，急切地想阅读外国的故事、大都市的故事，开始嫌弃小时候那些童话陈旧老土，这扇充满酥油味的回忆的门被头也不回地关上了。接着，从求学到工作，就像亿万个来到大城市谋生的汉地小镇青年一样，我汇入茫茫人海，一路不停，只试图令自己不要掉队，但是从未有空暇思考过我身份的特殊。
直到有了孩子，孩子会打断你原有的忙碌，让你停下来映照自己，令我审视自己：我是谁？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是为了和大多数人一样坐在星巴克里敲电脑、熟知口红色号和一手资讯、赚钱买房鸡娃?
当我和所有的年轻父母一样决定给她好好读故事并疯狂购买绘本的时候，我发现市面上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优秀绘本都是外国的，中国孩子在听的都是“汤姆”“查理”的故事，而中国的传统故事整理还维持在我们八零后那一代小时候的水平，甚至可能还不如，毕竟八十年代还有海量的连环画和审美一流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找故事，我重新看了一遍《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忽然脑海里不停地浮现出记忆久远的小时候的故事，原来那些早就被我抛到脑后的老故事，并不比这些闻名世界的童话差，干吗不把这些故事重新找出来呢？
“我是谁”在整理童话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这件事是命运必须要我做的，就像钱文忠教授在序言里写的“这是身为卓玛应有的使命”。此外，正像于道泉翻译的仓央嘉措的诗“宝贝在手里的时候，不拿它当宝贝看；宝贝丢了的时候，却又急的心气上涌”，我为早早地遗弃了这些故事而惭愧，现把这些珍宝挖出来，让我的孩子领略和珍惜它们，还不晚。
澎湃新闻：能大致介绍下这些故事收集、写定的步骤和情况吗？是完全以收集口传为渠道，还是也会参考一些文献作为补充？收集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您觉得最困难或者印象最深的点能跟我们聊下吗？
格桑卓玛：我第一个方法是求助于小时候曾给我讲过故事的祖辈，比如我的奶奶，奶奶88岁了，思维还很清晰，她能想起一些故事，但非常细节的就困难了，我就请她讲述一些大概的情节，我再去找人补充。在这个过程中就遇到了难题，能讲这些老故事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调查下来，现存的长者几乎只有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能讲传统故事，五六十年代出生的、现在正在做爷爷奶奶的藏区老人已经没几个能讲传统故事了，而像现在的藏区90后、00后，他们的童年里越来越少藏族童线后的藏区年轻父母，他们玩抖音、打王者，接收信息、娱乐，包括育儿的方式已经和汉地城市里没什么不同。
我试图跳开自己的童年，这些年去到西藏的林芝、阿里、山南，甘南的迭部，四川的理塘、白玉、木里、石渠、若尔盖，青海的玉树、果洛，云南的德钦、得荣等地，寻访可能遇到的故事。中国的藏区很大，每个地方的地貌和气候不一样，说的藏语也不一样，遇到的困难都一样：风景如画，但是没有故事，老人不在了，年轻人不会讲。后来我会想办法找当地的僧人聊一聊，寺院里的典籍传承完整，总是有一些佛经故事在里面，这些故事，到了当地，是否衍生出了本地化的版本？当地是否还有类似的传说？本地的神山、圣湖，都有传说，听听是否独特有趣，然后记下来。
藏族学者更登群培写过：“智者周游列国所收集的，撒在大地的穷人的珍宝，那些以低声耳语传播的，比富人的金卷更为奇妙。”
可是代代口头相传的传统到了今天真的十分脆弱，这时候深感文字记载的重要性。我特别感谢我的父亲，他在年轻的时候先后做过报社和电台的记者，长期深入农牧区报道新闻。八十年代条件还很落后，记者下乡采访没有专车，他需要倒换好几部长途汽车到达一个县城，然后再一站一站搭牧民的拖拉机抵达要去的乡，而牧场到牧场之间，常常需要骑马。没有宾馆，借宿在牧民家里。这样艰苦的行程，每次采访回来，他的总是磨出血的。然而，这样的行程中，他也有额外的收获。牧区的夜晚很漫长，他和牧民家的老人聊天打发时间，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会用随身带的录音机录下来，赠送一些糖果茶叶给讲故事的老人。回到家，他写完工作稿件，就打开录音机，把一些故事记下来，这些无心之举，为三十年后这本书的整理提供了很大支持。
民间故事不是某个人的原创，它们经历了千百年来祖祖辈辈的创作，在传播中改编，在改编中流传。在整理过程中，我也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西藏的民间故事，在建国初期和“文革”以后各有过一次国家力量的大型搜集整理工作，其中北京大学毕业、投身西俗学四十多年的廖东凡先生等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整理出一套西藏地区的民间故事，力求忠实记录。这些故事由于采集年代早，人力投入大，现在再来一次已经几无可能，都是珍贵的研究样本。
著名的藏学家王尧也翻译过一本《说不完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接近《一千零一夜》结构的故事，讲一个青年为了救兄弟，去偷一具印度的如意宝尸，这是一具会说话的尸体，在背尸体的路上，宝尸不断地跟青年讲故事，但是青年一旦开口，他就会飞回去。由于尸体讲的故事太引人入胜，青年总是入迷，以至于开口提问，就这样一次一次反复，一连串的故事由此而生。这本书里我也引用了王尧先生翻译的《萨迦格言》作为故事的分类引言。还有就是各县文化馆的地方史，这些都是我在整理中参考和比照的资料。
澎湃新闻：所谓的“喜马拉雅童话”您是如何界定的？它更多的是一个地域概念还是文化概念？
格桑卓玛：从地理概念上讲，喜马拉雅地区只是广袤西藏的一部。